無大地的人 — 關於海德格黑色筆記本的游思雜想

 

 ​young heidegger

早前連讀了梁文道三篇文章(分別是:敵友之辨 、危險思想死生契闊 ),關乎德國戰時知識份子的歷史與反思,煞是精彩,而貫穿文章的中心思考,是關於政治環境下具體的個人選擇 — 到底朋友重要,還是政治重要。

三篇文章裡讓我最感興趣的,是關於海德格(Martin Heidegger)那篇,理由無他,因最近正在研讀他的著作;不得不佩服梁的觀察力與駕馭文字能力,一句「充滿了不祥的誘惑」道盡我對海德格哲學的感受;另外一段話,或也會讓某讀過歐陸哲學或海德格哲學的讀者感玩味:

然而,海德格的哲學又確實是有魔力的,尤其他的講課紀錄,那種智慧並不出自清晰的論證──借他的用語,果真是在一句句的遞進當中,逐步於清晨的露霧裏「敞示」出來的霞光。二十年前,我還在學校念書的時間,便見過一些同學耽讀海德格,自此「淪陷」,幾乎連平常說話都帶着一股海德格腔。很多人好奇的是,在這彰彰明甚的政治過犯與魅力無窮的思想之間,究竟有沒有一道彼此貫穿相互支撐的管道?」

海德格常為人垢病的,除了那詰屈聱牙的哲學表述外,就是他曾加入納粹黨的一段歷史。粱文提到的這條「彼此貫穿相互支撐的管道」,問的正是哲學家的思想和個人生活間的關係。

哲學哲學家的「哲學思想」和「個人生活」是不是必須一致?有人認為這是自然不過的要求,也有人覺得沒有、亦不必有必然的關係,立場如何,往往關係到我們對「言行合一」的期待;有人認為,言行合一是判斷某人道德素養的關鍵 ,甚至有人認為,「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」的人,比那些不講也不做的人還要差勁……

人們對「言行合一」的期待,或許有其「職業性」一面;對政治家或商家,質疑他們言行不一,有時反會被訕笑天真,而對老師、醫生、警察,公眾一般期待他/她們有更高的道德素養 — 先假設言行合一是道德素養關鍵吧 — 似乎是種毋庸置疑的常識。

那麼,若哲學家也算是種職業,人們對他們言行合一的要求,又會去到哪裡?又應去到哪裡呢?

跟朋友討論,提到在普魯士於七年戰爭敗於俄國,康德(Immanuel Kant)故鄉康尼斯堡(Königsberg)在1758年初被拼入俄國領土,年未他就向俄女皇申請入職大學教席,由此質疑他政治人格,甚至認為他陳義甚高的義務論道德哲學,看來也不甚了了。對於這類質疑,我自覺沒法反駁,也覺得沒要反駁的「勁」,原因之一,是我對當中的史料和詮釋,沒有足夠的資料去評價,但更關鍵的原因,是我對哲學家沒有特別高的道德期許。對我來說,哲學家的高下,在於學理間的高下,他曾經的所作所為,和其學說裡的哲理無關;可是,討論某種哲學思想是否「危險」則有所不同,因為我們都假定人的思想和言行總有一定關係,所以其言行能視為其思想的某種旁證,然而,那也只能屬於旁證,要探問某種思想是否危險,其一理路,是看那種思想的內在邏輯和其思維邏輯所投射出的理境,是否有可能違反普遍的人道主義。是以,我感覺海德格哲學有種危險的況味,不是因為他曾經效忠納粹,而是他的思維裡,展現出一種最終只能講究個人處境和「呼召」(Berufung), 以評斷某個具體、有血有肉有處境的人(他稱為「此在(Dasein)」)是非對錯的邏輯。某「此在」的是非、功過、價值,能化約成自身真誠與否 — 本真或非本真(Eigentlichkeit / Uneigentlichkeit)— 的問題,他人的評斷、歷史的功過,在個體的存活選擇之下,根本不值一哂;是以,若是某人真誠相信屠殺另一民族的任務是對的,如何憑這種哲學思想指出其過?

又或許,這不僅僅關乎「言行合一」,也是關於「公眾的我」和「私下的我」的問題。「公眾的我」,由很多偶然因素組成,別人如何理解你、評論你,是非得失都成了「別人」的一部分,當時人是「真正」如何,可以全然無關;「私下的我」,即使未到絕對自我 — 像笛卡兒那個「我思」(ego cogito)— 那樣極端,只說情緣圈裡的自我,其實可能同樣含糊;親近的人,也不一定是最了解你的人,甚至有很多情況,我們連自己的真正想法也未必搞得通吧?但要命的是,也許在某個處境裡,身邊的朋友、親人愛人,因為大環境而落入了一種敵我二分的思維裡頭,在集體的頭昏腦脹下,連沉默都能成為一種罪名;最終,所謂私下的我,也只能成為「公眾的我的附庸」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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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未有機會讀到梁文提到新出版的《黑色筆記本》("Schwarze Hefte")(在德國買海德格全集非常之貴,較新的通常要到50到80歐一本,相對而言,研究康德、亞里士多德等「古人」要化算多了),但他提到書中一些內容,特別是關於海德格曾經哲學地、學理地為種族思想背書,確實引起我的興趣,於是在網上找了一些內容來讀(見參考資料)。感興趣的原因,並不是因為我是海德格的fans,反之,到現時為止,對其哲學仍有很大戒心 — 我總是本能地抗拒,一種總能在體系裡找到另一些「來自體系的語言」以自圓其說的哲學;讓我感興趣的,是一個知識份子,甚至是當時思想界的領導者,在面對一個政治氣氛高昂、生活環境變化急激的大環境下,其「私下的我」是如何自處、如何思考的。

思考海德格的政治生活和哲學思想的關係時,不禁聯想到兩岸三地知識份子的身份和思想境況。無論我們如何看待海德格的政治立場也好,他那種認真地反省一個民族與當時政局、文化走向等問題時表現出的嚴肅性,純就個人觀感而論,香港的知識份子是相對缺乏的。我並不是認為香港的知識份子對代學問、身份等問題不夠嚴肅,而是說,我們本身對自身對國家、民族、身份等概念有一種歷史遺留下來的含糊性,以至我們相對欠缺了作國族判斷的「立足之地」。

關於「國」、「族」的判斷,對於某些人、特別生活在大陸或是台灣的「中國人」而言,似乎毫不含糊,毫無辯論之餘地,但對於普通的香港市民而言,我們有那樣明確的「國族」意識嗎?有能夠從國族出發 — 就如海德格常說的「大地」(die Erde) — 作為判別「我們」與「他者」的基準嗎?海德格指猶太人是無根的(heimatlos,或譯無鄉、無家可歸的),是沒有可植根的大地的民族,是現代性的衰敗、人走向無根性的化身。這種或許是源自於民族主義、出於憤恨和偏見的哲學論述,卻提供了一種仇恨的「哲學根據」,提供了民族仇恨的「論述」,循此推進,不難想像,其他不從「大地」出發的價值,都不過是「離地」的價值而已。後世翻開哲學家這部私人筆記,對學者而言,是這位哲學家的民族主義和反猶太人思想的確鑿證據,但對另一些人而言,海德格思想能為某種族群理論提供新的理論資源,他們會因此感到高興嗎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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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,我又想到不斷移民的香港人,和早已流落世界的香港人,他們在加拿大、澳洲、美國、英國等等地方「落地」,但能不能「生根」呢?幾代以後,「香港人」會跟流落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一樣,變成海德格口中那種無根、無大地的人嗎?還是,根本就再沒有「香港人」了?

朋友在加拿大做移民華人的青少年工作,眼見第一代香港移民,把八、九十年代整個「港式生活」複製到他邦,偶爾「在唐人商場辦活動吃蛋撻燒賣宣揚獅子山下的精神,找年輕人翻唱80年代香港流行金曲……」(見:〈[無何有鄉] 致某些 (今年) 七一不在香港的香港人和他們的下一代〉),覺得他們「離地」得不得了;另一方面,她的工作是要「幫助」(她常自嘲,不知是誰幫助了誰)某些在加國成長甚至出生的第二代加拿大華人青年,尋找和建立自己的身份。然而,他們對「鄉下」 — 香港 — 大都沒什感覺(就像我們這一代,大概知道有個鄉下、「籍貫」,但感情呢?真有父母輩那樣濃厚嗎?),沒有想過要去「尋根」,但他們對於自己是否一個完完全全的加拿大人,也是有迷惘的。說到如何安身立命時,有人覺得跨文化、混雜性(類似陳冠中心中的香港人)就是他們那一代的身份核心,也有人覺得自己無根,「不知道自己是誰」。

 上一代的飄離,遺傳了難解的困惑給下一代,散落世界各地的「香港人」,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?香港人憑著機巧、靈活、can do精神,到哪裡都能「落地」,但最終能生根嗎?能不能真正融入某個地方,成為那個地方一部分,成為另一個國族的人,還是只能如腫瘤一般,突兀地寄生在某個跟自己無關 — 無論歷史、文化、還是個人歷程 — 的地方,披著一個事不關己的外殼,力求安樂的活過一生?

不願做「無大地的人」,就要落地生根,所謂身土不二,可是,對那些移民了的人和他們的後代,吾土又在何方?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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