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誓死捍衛你誓死捍衛我表達觀點的權利

 

借檢視一篇文章的論點,談談言論自由,非談陶傑和簫若元的恩怨。

  1. 言論自由沒有程度?
    「言論自由沒有濫用和不濫用之分,言論自由只有一個選擇:有,或者沒有。你不能說你有一點點。」香港的言論自由,和美國、大陸、北韓有沒有程度之別?那是把言論自由簡化成「有得講」和「無得講」。把言論自由概念化、抽象化 — 言論和自由,皆是有載體的。
  2. 界線就是法律?
    「一個有言論自由有法制的國度,它的界限就是法律,只要不違反當地法律,任何人都有表達的自由。」大陸聲稱保障言論自由,你認為她沒有,檢定的標準是什麼?法律不是標準,因為法律同樣是可以保障或控制言論自由的工具。工具是中立的,所以要談立法的「原意」,亦即價值,而言論自由就是基本價值之一。價值借法律得而確立(具體化)。底線是價值,不是法律。
  3. 言論自由的前題,是健康的公共空間,使意見得於公共層面公平地受檢視、討論。無限度說「我不同意你的觀點,但我會誓死保護你發聲的權利」,除了內麻和天真外,更是無視理論和現實上皆會出現的自相矛盾點 — 如某人(或某群體)的言論,正是要反對和鼓動別人否定言論自由,你誓死保謢對方的權利,就等同一)理論上言,你在否定自身,否定言論自由,二)現實上言,你不是在促進,而是在幫忙打擊言論自由。
  4. 「他是個文人,是個作者,表達觀點,紙上談兵,根本沒有權力實現。」作為一個具公共影響力的文人(不一定指陶傑),未必有(公)權力,但一定具有影響現實的力量。把文章說成僅是表達觀點、紙上談兵,那作者幹什麼寫這篇文章呢?何況作者自言:「我看陶傑文章聽他的節目十幾年了。自己也在成長,有很多觀點,並不認同,但我認同陶傑的傳播能力,『言之無文,行而不遠』……沒有被冒犯,但同時也沒有任何啟發。」不就是同意文章有影響力嗎?有公共影響力,自然會被社會監察,不能把事情說成,因為沒有實際影響力,所以反對hate speech是小題大做。
  5. 提到「權利實現」,正好把政法上的責任,和參與公共空間者的責任區分開來。政府和司法等具公權力的機構,不能透過運用公權(如立法、詮釋或不公執法)等手段來壓制言論,否則就是在傷害言論自由,所以於他們而言,評定的依據是,應是法律。但就參與公共空間者的責任,若其自身同意某些權利(如言論自由),其評定的根據則是這些權利所依據的價值,是以基本的準則和底線,應落在促進還是傷害這些基本價值之上。而hate speech的效果,正是在傷害這些價值,若把反對和打擊hate speech說成傷害言論自由,是倒果為因。
  6. 「最後我還是想再提我一直重提的話:言論自由多過分都不嫌多,少一點就會少更多,最後就會失去。」把hate speech說成是言論自由的體現,不是故意混淆就是想法過於簡單,要保障這種「過份簡單的」想法並得以在公共媒體上流傳,的確需要更多更多的言論自由 — 即使是self-defeating也在所不惜。

把自由理解成無限制,那只是negative freedom,將其最大化、極端化,到頭來會自相矛盾。把自由看成確立和實踐價值,才是positive freedom。言論自由是我們需要確立和實踐的價值,而價值是要需要促進和維護的,討伐hate speech就屬於這個範圍之內 — 然而,行動的分寸,則屬另一問題,不應混淆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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